3000亿！去年福布斯富豪榜中国首富杨惠妍不过162亿美元，折合人民币约1000多亿，全球首富沃伦·巴菲特也不过620亿美元资产。难道真维斯所属的香港旭日集团成了各大富豪榜的榜首遗珠？

　　上市公司市值40亿港元

　　资料显示，“真维斯”品牌所属的旭日集团成立于1974年，旗下直属公司有80多家，员工超过3万人，业务范围包括服装制造、贸易、零售、地产、金融投资等。“JEANWEST”真维斯是其主要服装品牌。

　　1990年，旭日收购了澳大利亚休闲服饰品牌JeansWest，成立了旭日集团下属的真维斯国际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杨勋出任董事长。杨勋指挥JeansWest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展了200多家专卖店，成为当地第二大服装品牌之后，1993年，进入中国内地。如今真维斯已在国内20多个省市开设了1600多间专卖店，拥有中国最大的休闲服饰销售网络。

　　旭日企业（0393，hk）是香港旭日集团在港上市公司。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在8月4日增持1600万股公司股份，持股量由50.8％增至52.31％.按照这个比例，旭日企业目前的总股数约为10.59亿股。昨日旭日企业股价为3.7港元，乘于10.59亿股，那么该上市公司的市值约为40亿港元。

　　上世纪70年代，杨勋迫于生计投靠香港的亲戚，和早几年到香港的哥哥一起创办了一家制衣厂，短短两年时间便发展成为一家集团公司。从到菲律宾、印尼设厂，进而在中国内地开休闲服装专卖店，杨勋将自己的休闲服装品牌一天天做大。

　　昔日一无所有，如今身家过10亿美元的杨勋，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十分低调。“多年来，没有形象代言人，我们的品牌通过了市场和时间的考验。未来10到15年，国内市场销售达到100亿元是我们的目标。”杨勋的目光十分坚定。

　　为改变命运，背井离乡去香港

　　1952年出生于广东惠州的杨勋，由于家境贫寒没能读中学。迫于生计，年长他几岁的哥哥去香港投靠一个远房亲戚。1972年，不想一辈子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杨勋，也背井离乡去香港，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　　初到香港时，由于我文化不高，又不懂英文，更没有任何社会关系，所以只能出卖苦力，从最底层的工人做起。当时，我和哥哥杨钊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，在一间仅40平方米的房间里，除了我们还住了十多个人。

　　哥哥初到香港时，在一家服装厂找到一份工作，最开始一天只挣5元钱的工钱，由于是做最底层的工人，愿意做的本地人不多，所以工作还算得上稳定。一个月后，他成为一名熨烫工人。为了多挣些钱改变生活状况，哥哥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接一些别的工厂的活，因此认识了一些从事服装加工的朋友。

　　我到香港之后，也在一家服装厂找了一份工作。勤奋好学的我，很快掌握了制衣业的全套技术，包括运作和管理方法。同时，也结识了许多同行，他们中的许多人，和我们兄弟俩一样，都出自草根阶层，经历相似的人更能够彼此理解，成为好的合作伙伴。这为后来我和哥哥共同创办服装厂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当年，我和哥哥感觉各方面条件相对成熟，于是一起创办了旭日制衣厂。服装厂刚建起来的时候，员工在100人左右，厂房为600平方米。当时香港服装行业处在低潮，服装厂没有加工订单就很难存活。

　　我们的厂子规模不大，订单自然比较难接到，所以经营得比较吃力。但初次创业的激情，激励着我们兄弟俩不知疲倦地工作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时间，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厂里干活。

　　意想不到，靠格子牛仔裤起家

　　然而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一笔大家都不愿意接的“格子”牛仔裤加工订单，彻底改变了工厂和我们兄弟俩的命运。

　　那是一笔200打的牛仔裤订单。当时许多大工厂的生产都不饱和，何况我们这样的小厂，要接到订单主要靠一些朋友帮忙。一天，一个朋友告诉我们，正好有一个订单没人干，问我们兄弟愿不愿意接。

　　我了解到，一些厂家不接单的原因，是牛仔裤的打格子工序比较复杂。如何快速在面料上打格子，一直以来是让牛仔裤生产厂家头痛的技术性难题，而这个难题直接影响到产量高低。

　　“什么是格子牛仔裤？”面对疑问，杨勋拿出一张白纸，将其折叠成一个接一个的方格。“在重叠的部分走线，面料就成了一个一个方格。”杨勋的示范让人顿然明白了“格子”的与众不同。正是这些牛仔裤上特别的格子，让杨勋弟兄俩的制衣厂迎来几何式的跳跃。

　　起初接下这笔单子时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好，但为了维持工厂的经营，我想，先把订单接下来，回去再研究工艺上的问题，毕竟工厂能接到的每笔订单都十分珍贵。

　　经过和技术人员一同研究，我们制作出了一个小模具，专门用于给牛仔裤面料打格子。也就在模具开发出来时，好消息也传来，订货方又增加了600打订单，紧接着又加到3000打。

　　这下子，格子牛仔裤成为我们制衣厂的第一个拳头产品，工厂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后，在一年里就生产了10万打格子牛仔裤。

　　为了提高产能，工厂规模也迅速扩大到拥有工人1000名，厂房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。短短两年时间后，1974年，我们在原有制衣厂的基础上成立了集团公司。

　　菲律宾、印尼办厂，回内地做来料加工

　　香港的服装企业竞争十分激烈，尤其是做订单这一块，由于受出口配额的限制，服装加工企业常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，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，不能不考虑向外拓展的策略。

　　在集团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我，当时考虑最多的是公司的持续发展问题。我想，在香港以外的地方，能不能解决出口配额的问题呢？结果，我们发现菲律宾有许多配额没人用，在印尼做出口贸易，政府还有系列优惠、补贴措施。

　　鉴于此，公司开始将服装厂的一部分生产力向菲律宾和印尼转移。为了让工厂的管理和技术跟上去，我们从香港派管理人员和工人过去，结果这样运作得很成功。

　　1978年，一个在内地做纺织品贸易的朋友建议我到内地去办服装加工厂。那个时候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步伐，有许多优惠政策措施。

　　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，我们决定，将在菲律宾、印尼办厂的一套成功做法带到内地，“我们投资，我们派人来管理，我们提供原料和辅料，当地负责人力和厂房，产品返销给我们。”这套方案很快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认可。

　　1978年3月，我们在广东惠州办了第一个从事补偿贸易的来料加工服装厂。由于运作得很成功，这种模式很快在广东省迅速发展起来，许多没订单没活干的企业被重新盘活。一时间，来料加工模式在广东蓬勃发展，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　　1980年，为扩大生产规模，公司开始在广东以外的省份，如江苏、山东、辽宁的一些城市开展服装加工业务。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后，大量产品出口到美国等国家。

　　进军香港地产界，建尖沙咀“地标”

　　我们在香港的服装加工厂，厂房最初是向人家租用的。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不将这些厂房变成自己的，这样不仅可以自己用，还可以租给别人，解决资金的出入问题。

　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公司陆陆续续将多间租用的厂房买下来。同时，拿厂房做抵押，向银行申请贷款融资。富余资金一方面用于服装厂的扩大经营，另一方面投入到房地产项目中。

　　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除了购买自己用的厂房，我们曾经花了2。08亿港元买下2。4万平方米的办公室。结果在1995年——9年时间后，卖了14亿港元。

　　1998年，受金融风暴影响，香港房地产跌价，我们又投入12。4亿港元买了北京道一号的一块地，大概花了7亿港元盖楼。投入20亿资金建的形如帆船一样的大楼，如今估价已经超过50亿港元，成为尖沙咀的一个新地标。

　　向房地产业的大步迈进，使得公司从人力密集型行业，成功实现向资金密集型行业的转移。集团公司的业务由此并重服装和房地产两大部分。

　　收购休闲服装品牌，在内地大开专卖店

　　居安思危，在服装加工生产这一块，我感觉单靠别人给订单还是不稳固，公司应该从单纯生产加工向做品牌转移。1990年，公司收购了澳洲一个休闲服装品牌“JEANSWEST（真维斯）”，从此走上品牌经营的道路。

　　1993年5月28日，在上海，我们的内地第一家休闲服装专卖店开业，结果大受市场欢迎。随后，内地其他城市也渐渐有了我们的休闲服装专卖店。

　　“休闲服的概念从国外传入，强调穿着上的随意和轻松。休闲服的一个特点，形象地说，就是穿着新衣服时有旧衣服的舒适感。用机器对面料进行水洗处理，是休闲服设计加工的一个重要元素。”做了三十多年休闲服加工生产的杨勋对自己产品的特点这样概括。

　　在上海开专卖店时，内地刚刚兴起穿休闲服的潮流，那时候我们进入内地零售市场的定位是“领导潮流”。一条样式简单的牛仔裤，售价180元，在当时的收入水平下，这个价位不算低，但仍让不少年轻人趋之若鹜。

　　“如今，90元钱一条的休闲裤，在款式和面料等方面，比那时都要好。”杨勋笑了。

　　如果说在上海开第一家专卖店，是打开内地休闲服市场的前奏，那么在青岛首家专卖店的销售火爆局面，则让我对内地的休闲服市场信心倍增。

　　记得青岛第一家专卖店开业当天，我保守地预计一天的销售额应该在4000到5000元左右。结果却是，一间70平方米的店面，一天做了12万元的买卖。原来打算卖两个月的货，不到两个星期就销售一空。

　　到1994年，短短一年时间里，公司在全国的专卖店达到一百多个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，目前杨勋领军的休闲服装品牌，在内地已经开有一千三百多个门店，年销售数十亿元。

　　十多年前我们引领潮流，卖价相对较高。如今，内地休闲服市场百花齐放，我们因此也相应调整思路，那就是做大众化的名牌休闲服，以物超所值的价钱吸引更多消费者，让大家都消费得起，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。

　　30年前香港一个100人左右的小加工厂，一天天成长为集零售、贸易和工业于一体的大型跨国集团公司，在内地的休闲服装市场上，杨勋和他的公司辛苦耕耘十几年，已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。

　　杨勋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，更有常人不及的精力。他每天从早忙到晚，工作时从来不知道疲倦，他笑称自己在公司所有员工中，每天的工作时间最长。最近他来到武汉，考察他的湖北分公司的工作，日程也是排得满满的。接受完记者采访后已是晚上10时多了，他还要去与员工见面，进行联欢活动，估计还要几个小时才能休息。

　　“只有在很晚回到家中或临睡前，我才感到些许倦意。”杨勋说，钱的多少对他来说意义已不大，工作着才是最快乐的。